中國人的稅收負擔有66%來自增值稅、營業稅、消費稅，這些稅都加在商品價格里，個人往往感覺不到。我們不能光看個人所得稅，中國人的稅收負擔有66%來自增值稅、營業稅、消費稅，這些稅都加在價格里，個人感覺不到，這就是為什么中國很多商品都比國際市場價格高的原因。所以不應過多地把精力都放在個人所得稅上，因為這個稅種占財政收入比重很小，2010年僅占6.6%，占GDP的比重則更小，僅1.3%多;占大頭的是增值稅、營業稅、消費稅等稅種，即所謂的間接稅。當前中國的增值稅稅收收入，占全國稅收總收入的40%以上，所以增值稅減稅才是比較大的動作。

　　財政部近期公布的數據顯示，2011年1-11月，全國財政收入97309億元，比2010年同期增加20568.49億元，增長26.8%，全年財政收入再破10萬億已無懸念。而在經濟增長放緩、通脹高企的背景下，企業和居民的稅負益發沉重，減稅的呼聲更為強烈。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近日在出席全國財政工作座談會中提出，今年的財政政策要著眼于營造更好的財稅環境，實施結構性減稅政策，減輕稅收負擔，激發和保護企業發展活力，增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。結構性減稅應從哪些方面著手?如何保障效率和公平?在減稅的同時，今年的公共支出將繼續加大，財政政策如何進行平衡?為回答上述問題，本期本報采訪了北京大學中國公共財政研究中心主任林雙林、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志勇。

　　中國人的稅收負擔有66%來自增值稅、營業稅、消費稅，這些稅都加在商品價格里，個人往往感覺不到。

　　《21世紀》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今年要完善“結構性減稅”政策。哪些因素造成了近年來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?如何理解“結構性減稅”的政策目標和側重對象?

　　楊志勇：近年來，財政收入增速遠快于GDP增速，主要有三方面原因：一是稅收征管的加強，近年來稅收征管力度不斷加強，但達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沒有繼續加大的空間了，所以這方面因素對稅收增速的影響有限。二是物價因素的影響，導致財政收入名義增速較快。三是稅制結構的因素，我國是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，稅率水平較高，使得稅收收入的增長快于GDP的增速。

　　結構性減稅意味著“有增有減”，但主要目標是減稅。我更偏向于直接提“減稅”政策。去年以來，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減稅措施，包括增值稅、營業稅的起征點提高，以及個稅起征點提高、對小微企業的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等等。稅收體系的綜合改革將是一個長期工程，但是減稅可以先從難度不大的方面著手，改善稅收體系。其他可以減稅的方面還有很多，比如購車時繳納的車輛購置稅、車船稅、城建稅等等。減稅的目標是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，降低企業和居民的稅收負擔。

　　《21世紀》：據估算，去年的個稅減負已經給居民增加收入600多億元。今年減輕居民稅負方面，還應推行哪些舉措?個人所得稅的完善應從哪些方面突破?

　　林雙林：中國一般人的個人所得稅負擔其實不算太重，特別是個稅起征點提高到3500元之后。美國的個稅起征點也是很低的，只要有工作的人就要交稅，當然收入特別低的人可以獲得退稅。

　　在中國，我們不能光看個人所得稅，中國人的稅收負擔有66%來自增值稅、營業稅、消費稅，這些稅都加在價格里，個人感覺不到，這就是為什么中國很多商品都比國際市場價格高的原因。

　　所以不應過多地把精力都放在個人所得稅上，因為這個稅種占財政收入比重很小，2010年僅占6.6%，占GDP的比重則更小，僅1.3%多;占大頭的是增值稅、營業稅、消費稅等稅種，即所謂的間接稅。真正要把稅負降下來，就需要減間接稅，這些稅要是降了，物價就會下降。

　　楊志勇：當前中國的增值稅稅收收入，占全國稅收總收入的40%以上，所以增值稅減稅才是比較大的動作。我國增值稅的基本稅率為17%，雖然沒有歐洲那么高，但是與亞太地區其他國家(地區)相比還是比較高的，其他大多數國家不超過10%.現在上海在進行營業稅改增值稅試點，新設兩檔稅率，11%和6%，未來應下調17%的和13%兩檔稅率，以減少增值稅稅率檔次。

　　在消費稅方面，很多以前定義的“奢侈品”已經成為居民普遍消費的產品，因此不應過分強調消費稅在調節收入分配和引導消費方面的作用。由于消費稅的稅制不合理，和種種避稅行為的存在，實際上很多稅收流失了。所以應該調低消費稅稅率，減少課稅商品。

　　個人所得稅工資薪金所得的最高稅率應該下調，現在最高稅率45%對應的是月收入(扣除免征額和三險一金后)8萬元以上的人群，但現實中很多高收入的人可以通過選擇居住地、移民海外或海外經營來進行避稅，實際許多本來應該在中國大陸地區征收的稅流失了。同時，勞務報酬適用稅率(加征之后，稅率實際上有20%、30%和40%三檔)和工資收入的稅率應相匹配，現在前者的稅率相對較高。

　　企業的減負與增收

　　在當前經濟放緩的背景下，很多企業經營困難，自然更加迫切地希望減稅。

　　《21世紀》：企業目前的稅收負擔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?怎樣的減稅才能有效促進企業的發展和就業?

　　楊志勇：企業的負擔不能簡單靠數字來橫向比較。這樣比較的話，煙酒企業交的稅是最多的，但是他們的利潤率也較高。在當前經濟放緩的背景下，很多企業經營困難，自然更加迫切地希望減稅。稅率的調整需要考慮對經濟的影響。減增值稅，就會是普惠的結果。而對于煙酒企業，稅率提高后，價格往往會隨之上漲，最終還是轉嫁到了消費者身上。

　　盡管從狹義的宏觀稅負來看，中國現在處于世界中等水平，但在實際中，企業還要承擔很多收費，并且收費項目的出臺只需要省級政府的批準，其中存在著很多的不合理現象，甚至干擾了企業的正常經營。要切實的給企業減負，需要把不合理的收費項目取消，繼續推進稅費改革。

　　《21世紀》：今年將擴大服務業企業營業稅改征增值稅的試點，并擴大物流企業營業稅差額納稅試點。為促進現代服務業發展、改善產業結構，還應采取哪些稅收調節手段?

　　楊志勇：服務業企業的營業稅改征增值稅，對服務業的發展、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，有積極的促進作用。營業稅改增值稅，可以減少重復征稅，使服務業受益，相關的企業和行業也跟著受益，因為原先不能抵扣的服務業稅收現在作為進項稅額可以抵扣。在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

　　中，各個產業部門之間應該協調發展，服務業的發展也應該和經濟發展階段相吻合。

　　目前上海試行的差額征稅的試點，對于降低物流企業的稅負是一個有益的嘗試。但在試行過程中，也暴露出一些問題。要符合申報條件的企業才能差額征稅，試點和非試點的地區企業的稅負就不一樣，非試點地區的同類企業就會喪失競爭力。現在可以估計到的是，將來會有很多地方的物流企業會到上海注冊。為解決這些問題，營業稅改征增值稅的做法只能加快在全國推廣，這也將是普遍的減稅。

　　“增”與“減”的平衡

　　雖然財政收入很多，但還是要謹慎地用，盡量不要有太多的赤字和債務。

　　《21世紀》：在結構性減稅的同時，今年將繼續資源稅改革，并擴大房產稅試點。在“增”和“減”之間，如何進行協調，以保證效率和公平?

　　楊志勇：迄今為止的資源稅改革，并不能夠促進資源綜合利用，因為關鍵的是資源的價格機制沒有變化。而且資源稅的上調空間是有限的，我們不可能調到進口的資源比國內的還要便宜，所以不能高估資源稅的調節作用。同時，中國是資源分布極不均勻的國家，要考慮資源稅對不同區域的影響。

　　房產稅的主要問題在于公平性。目前我國的住房屬性很多，除了商品房，還有政策性住房，以及特殊單位的住房。開征房產稅要具備條件，首先要取消之前的相關收費，已經交了費用的，再收就是重復征稅，要把那些費用退回去，或者給一個過渡期，或規定在一定時間內免收房產稅。

　　市場經濟一定要保證效率和公平。市場經濟的效率即是要鼓勵創造財富。人們創造財富之后，買了商品房，還要交房產稅，用交的稅來建保障房;不僅給自己買房子，還要負責給中低收入的人買房子，這公平嗎?公平應該是有效率的公平，因此，在不完全具備條件的情況下，房產稅的開征要慎行。如要對個人自用住房征收房產稅，建議可對小產權房先行先試。

　　林雙林：從效率上講，中國的稅制可能是最有效率的，這是從增加生產的角度來說的。20世紀80年代初，西方經濟學家就認識到西方儲蓄不足、消費過度的問題，不僅國家財政赤字，個人也借債消費，這也是導致今天歐美等國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。當時經濟學家就建議從改革稅制上解決問題：

　　結構性減稅與稅改之道

　　首先，降低資本稅，資本是由儲蓄形成的，資本不征稅，人們就有了儲蓄的積極性。

　　其次，由消費稅替代所得稅。所得即收入，包括消費和儲蓄兩部分，向收入征稅，實際是向消費和儲蓄都征了稅;倘若用消費稅替代所得稅，老百姓消費的意愿就會下降，儲蓄就會上升。

　　最后，降低個人所得稅累進程度。一般認為，富人儲蓄傾向高。給富人100塊錢，他可能儲蓄了;但若給了窮人，他就消費了，所以給富人減稅的結果是增加了儲蓄。里根總統上臺后，稅改的一項重要舉措就是降低累進程度，在他任期內，最高稅率從76%降到28%.

　　中國的稅制改革是從1994年開始的，在當時的大環境下，國家很窮，發展才是硬道理，大家都強調效率。刺激儲蓄，增加投資，生產就會提高、經濟也會增長。所以，1994年的稅改是利于增長的，也是完全順應當時形勢的。

　　中國的稅制正好是西方經濟學家這些年來想要實現的稅制。稅制改革后十幾年過去了，中國經濟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層次和臺階上，中國經濟出現了新的問題，對稅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。目前的稅制是注重效率的，我們要在講求效率的同時，使得稅制更好地發揮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。

　　《21世紀》：今年的財政政策定調為“積極財政”，在低收入補助、醫療、保障房等方面都將加大支出規模。一邊是“結構性減稅”，一邊是加大支出，如何防范債務風險?

　　楊志勇：在財政收入方面人們總是希望政府減稅，而在支出方面則希望政府多花錢，演變下去就會發生主權債務危機，即歐洲目前面臨的情況，這樣的財政是難以持續的。

　　但這種情況還不會在中國發生，決策者還是相對理性的。比如貨幣政策的調整，原本去年以來貨幣政策一直在緊縮，但在2011年10月領導人考察之后開始進行微調。所以，政策要密切關注經濟的走向，并且具備前瞻性，在問題還沒有充分暴露的時候，進行預調。當然，今年宏觀經濟仍然面臨各種各樣的風險和挑戰，需要采取措施逐步化解。

　　從財政體制的角度，從1994年分稅制改革至今，財政體制始終面臨地方財權和事權的矛盾，地方債務問題即是該矛盾的集中反映。地方債的總量不是問題，主要是期限結構很不合理，今年有大量債務集中到期，到時應適當采取展期，避免大規模違約的發生。今后應擴大地方政府在財政方面的自主權，同時完善監管，引導地方財政的持續健康發展。

　　林雙林：在中國當前情況下，積極財政的重點應當是增加公共品的提供。減稅容易，再增稅就難了;而公共服務方面中國則還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如義務教育已經呼吁很多年了，中國面臨人口老齡化問題，提高人口質量需要靠教育。其次是醫療，中國政府醫療支出只占GDP的1.4%左右，遠低于6.1%的國際平均水平。再次是社會保障支出，要把養老金賬戶做實。政府增加民生支出，這個方向是對的，但前提是要鑒別什么是公共品，私人能提供的東西就讓私人去提供，政府應該在提供公共品方面多做一些。

　　就我國債務問題而言，一些人贊成增加財政赤字、擴大政府債務。他們引用歐盟的財政政策指標加以佐證。其中一部分人認為，只要不超過歐盟警戒線就可以繼續實行赤字財政政策、繼續增加債務;另一部分人則認為，歐盟規定的3%赤字率和60%債務率是某個時期的產物，一味強調這兩個標準，會限制財政政策工具的有效使用，必要時應突破警戒線的束縛。從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現狀和國家長遠發展的角度看，這些看法都是值得商榷的。

　　中國經濟總的來說還處于高速發展階段，美國、日本在這一階段都是財政盈余，美國二戰的時候財政赤字高達120%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一直下降，到1980年政府債務僅占GDP的33%;日本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也是財政盈余，1970年日本的財政赤字占GDP不到10%，現在則達到170%.因此，一般國家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都是財政盈余，我們現在正處于這樣的階段，雖然財政收入很多，但這點錢還是要謹慎地用，盡量不要有那么多的赤字和債務，為國家以后的發展留下余地。